5月16日，2015年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暨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会在北京举办。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筹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的新发展，金融领域的新机遇、新挑战应运而生。目前来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金融体系，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投资领域仍有拓展空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以新常态下经济为阐述重点。他说：“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传统商业中有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们的优势。”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上认为应该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的观点，林毅夫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前提是收入的必要增长。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容易出现金融经济危机。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认为，事实上，我国有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还没有挖掘到，不应把投资一词推向极端，而应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至于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林毅夫看来，是要清晰认识产业类型。他将目前产业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的，可以选择去海外并购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第二类是我们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产业，可以在基础科研上加大投资，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第三类属于退出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转到成本较低的国家；第四类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短、金融投资需求多的产业，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需要未来靠财政直接拨款补贴。总体来看，转型升级的机会非常多，也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国家战略带来金融创新机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很多金融改革已经在今年有了很大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等。此外，陆磊认为，2016年到2020年，金融改革落地以及基于国家战略的金融创新值得期待。
谈到具体改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对“一带一路”给金融业带来的机遇做了分析，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数额会非常大，这种缺口给金融界带来了机遇。第一，可以为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第二，针对工业、农业，包括贸易、物流在内的发展，中国已经有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但依旧不足，所以需要更多的商务融资；第三，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加快走出去，在沿线国家设立机构，拓展发展空间，包括参与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基于这些情况，要加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同时防范期间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商业金融机构也应当与政府机构、银行一起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保证金融与实体经济高度结合
陆磊分析道，新常态下的金融有三个特点，一是货币的发行方式改变，外汇占比明显下降，不再成为热点；二是生产方式转变，直接导致未来相匹配的融资方式与现在不同，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会成为未来改革的必然方向；三是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金融创新，对资源配置会有一定影响。“既然有了认识，我们就得有方法。”陆磊认为，短期应当做到逆周期货币调控优化，中期实现财政、货币、金融综合改革，长期保证一直所强调的金融与实体经济高度结合。
基于上述认识和方法论，陆磊透露了几点在他看来比较重要的改革目标，“重点要建立市场合适的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陆磊强调，金融业自身不是完美的，所以需要进一步优化。他以利率市场化、所有制改革以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例详述了该观点。
另外，陆磊强调，多元化金融是必要的。在他看来，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不一定由大银行来做，“比如小贷公司、金融性担保公司，我们只要给它适度监管，正确引导就可以了”。
据《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