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何打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资本市场该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连日来，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热议政府工作报告，为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企业升级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必须依靠品质提升、品牌提升、科技硬实力提升，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争，这是我们的方向，更是我们的责任。”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
就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创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方面，徐冠巨建议，各级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推动企业从单纯模式创新大力转向科技创新，创造更多的原创性、突破性、颠覆性成果，向科技硬实力要效益、要品质、要品牌；鼓励科研机构与优秀企业强强联合，为共建研发平台、共享科技成果提供政策和机制支持，加速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中的转化；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优势，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行动和创新课题，共同促进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升级发展。
“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是关键。”深耕基础研究多年，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新动能，科学技术界要积极为新质生产力构建培育平台，夯实技术底座，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施一公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未来产业已经成为决定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布局未来产业。西湖大学无论是超前部署有望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成果的基础前沿研究格局，还是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新型科技体制机制，都意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构建一个培育平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屠红燕将一组数据带去了北京。“我们研发出全球业界首个花型设计AIGC大模型，基于50万花型数据库，300多种AI图像算法，可以为全世界80亿人每人设计10万条丝巾且不重样。”她表示，这种诞生于行业实践的垂类模型，基于底层技术的再创新，最能解决行业痛点，提升产业发展效率，“支持行业垂类模型的创新和应用，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乘数效应的有效路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说，作为我国引育高水平人才的主阵地，一流大学要强化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核心地位，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全球杰出人才。浙江大学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校核心战略，着力推进实施学术大师汇聚计划、高层次人才培育支持计划、百人计划、全球讲席计划等，加强全球顶尖人才引育，加大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完善以人为本、人尽其才、追求卓越的制度体系，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学校近年来高层次人才和国家级优秀青年人才实现倍增，海外引才数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表示，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是科技创新，落脚点在产业升级，关键因素就在于人才支撑。“目前我国头部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研发人才往往缺乏批量生产的经验，而技术人员又缺乏研发经验。因此，中试科技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加强。”杨华勇说，中试是科研成果转换落地的必经阶段，只有打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才能真正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的原理样机，变成一个个规范生产的大国重器。杨华勇建议，充分发挥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人才储备以及培养体系的优势，锻造适应市场发展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队伍，同时加大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力度，尽快创建智能制造中国标杆和国际品牌。
“明确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有助于增加碳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低碳、绿色产业，从而有效推动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聚焦“碳交易”，带来了《关于明确碳排放权金融属性推动碳金融稳健发展的提案》。南存辉表示，虽然我国碳金融市场已经取得初步进展，但还未明确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碳金融业务的法律地位和政策支持尚未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南存辉建议，构建以《条例》为立法基础，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为支撑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同时，建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一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会同相关金融主管部门鼓励金融机构探索碳金融产品创新，挖掘碳排放权价值，创新金融形式；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两会，南存辉还聚焦商标、知识产权等领域，带来了多份提案，为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积极建言献策。
“我国汽车产品低碳优势明显，且商用车电动化转型减碳潜力巨大。”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未来仍需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促进国内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进一步扩大汽车产品的出口优势，汽车产品亟需成为2025年出台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的产品之一。同时，要努力推动汽车产品碳足迹的国际规则衔接互认。此外，业内期盼尽快完善相关积分管理办法，促进行业更加积极地推动减排降碳，从而在全球碳博弈中打造中国汽车的低碳竞争力，补齐现阶段国内汽车行业碳排放管理的短板。
“创投、天使基金投资于创业企业，顺利的话也要8至10年左右才能实现退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投基金和天使基金属于实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属于金融资本，不应纳入金融行业传统思路进行监管。中国的天使投资还没有形成气候，应给予民间资金充足的自由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如何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助力科创企业成长，股权投资应挑起重担。为此，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建议，综合考虑股权投资不同阶段风险属性，划定分层分类监管原则。
在退出渠道方面，胡成中建议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股权投资退出提供多元的选择，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直接融资支持，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完善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平台、S基金、并购重组、境内外上市等多元退出渠道。胡成中还建议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明晰政府引导各类基金的职能和定位，通过适当降低返投比例要求、扩大返投方式的确认范围、实施开放性跨区域合作、增加创业投资类基金的设立规模等方式，突出政策导向功能，引导资金流向市场不敢投、资金需求大的关键技术领域，填补长期资金缺位。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科技创新、推动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等多重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表示，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IPO要持续加强全链条把关，从入口关、辅导期开始，市场参与各方都要承担起责任，活跃并购重组市场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和市场生态。近年来，科创板已累计披露350余起资产交易，均系围绕同行业或上下游进行的产业并购，有力提升了科创公司的竞争力。全面注册制以来，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新政频出、信号积极，为并购重组业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契机。但也要看到，科创领域的重大并购重组项目还比较少，相关支持政策仍有完善空间，市场活力仍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普遍呼吁，科技企业并购标的应该采用符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估值逻辑，允许更为灵活的重组支付方式，适当放宽A股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整合等。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提升上市公司可投性是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关键，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本面，上市公司质量高，企业估值基础才能扎实，资本市场表现才能稳定，对投资者的回报才能更高，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才能更强。田轩表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提高投资标的价值、巩固股指向好走势的根本。具体来说，应通过内外兼修、以内为主的方式，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的指引下，扎实上市公司发展根基、拓展上市公司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表示。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资金来源，创投资本契合科创企业盈利周期长、失败风险大的特点，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过去十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在投项目数量13万个，为7万家企业提供资本金8.54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吴富林表示，作为支持对外经贸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出口银行今年将从保主体、助转型、畅通道和拓空间四方面支持外贸发展。其中，“保主体”即是要培育贸易持续发展动力，持续做好大型骨干外贸企业、优质民营企业、外贸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市场主体强信心、添动力。围绕头部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加大对链上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力度，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数据显示，近三年，创投基金陪伴企业4年以上的比例由39%增至53%。注册制改革以来，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支持率分别为89%、57%、100%。
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集团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徐佐认为，由于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以及科研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匹配等原因，我国长期存在金融与科技融合度不足、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不力不畅的问题。对此，徐佐建议，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一是坚持市场主导。建章立制激活市场化资金，完善多元化股权退出制度，提高社保、保险资金另类资产配置比例，并适当拓宽试点科技银行的信贷资金投向。二是建立标准体系。构建科学化标准，建立第三方专家评审机制，鼓励高校建设科技金融交叉学科。三是完善政策支持。多措并举推动桥梁式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及抵质押制度，健全知识产权证券化配套法律制度，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为金融服务科技企业提供税收激励。